故人远去，逝者如斯，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缅怀和无尽的思念，转眼就是一周年了，时间总是在试图抚平人们心灵的伤痛，然而历历的往事又总是让鲜活的若冰出现在我的面前，使人难以自持。

我知若冰家住陕西泾阳县云阳镇街上，门对门。我俩小时候的生活遭遇基本相似，若冰原本姓刘，因为家贫兄弟九人养不活，就把他卖给了杜家，我是被父亲卖到华阴三年又被赎回来，同祖父母在一起生活。相同的遭遇使我们同病相怜，相近的年龄又使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喜好，每当我们相约在一起时，总是很快乐的。我们在小清河耍过水，滚过泥鳖；上嵯峨山摘过酸枣，撵过土雀雀。我们俩不管谁有好吃的东西总是共同分享，和别人发生吵嘴大家，我们也总是互为后盾。虽然年龄很小，我们都很爱听“三国”、“水浒”的故事，甚至模仿古人“拜过把子”。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红军进驻云阳镇。红军前敌指挥部就住在北门里毛家，陕西省地下省委也在云阳，彭德怀副总司令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来过云阳，一下子云阳镇热闹起来。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们打着小红旗排着队去南门外迎接朱德总司令，并参加了在云阳小学西边大操场举行的八路军指挥部机关开赴抗日前线的誓师大会（也是云阳群众的欢送大会），会场上，抗日口号和歌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这边厢军人唱：“……我们先去了，你们就跟上。再会吧，在前线上！”那边学生和群众就唱：“……你们先去吧，我们就跟上。再会吧，在前线上！”

1938年上半年，抗日流亡孩子剧团来到云阳镇，他们在云阳开展抗日宣传，演出了“东北一角”、“放下你的鞭子”、“捉鬼子”等节目，我们看了很激动。由于从三六年起，我家就一直住着红军，所以这次抗日流亡孩子剧团就住在我家。看着这些跟我们年龄相近的小八路，我们非常羡慕。这些小八路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激情。这使我和若冰无限地向往，希望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孩子剧团离开云阳后，我们悄悄地商量，决心离家出走，去追赶孩子剧团。在八路军留守处于桂五同志的安排下，我们藏在一辆拉军棉衣的牛车里，一路北上，追上了孩子剧团，我们参加了革命。

我们随孩子剧团一路演出，回到了延安。开始住在城里，后因日本飞机轰炸，又搬到桥儿沟东山。三九年四、五月份，我们参加了几次由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不久，我们所在的抗战剧团同其他几个剧团一起进了鲁艺办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剧团出发去统战区宣传演出。我和若冰参加了舞蹈演出（儿童舞、水手舞、叮铃舞、网球舞、庆祝活报等），我们还一起去刷标语。当时国民党军队常闹摩擦，看演出时，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各坐一边，全部荷枪实弹，气氛紧张。刷标语时，我们也要同国民党得宣传人员抢墙面，我们写“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等，他们写“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等等。

1941年，抗战剧团改编为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学校。学校驻地在狼牙岔北沟。当时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缺衣少吃，非常困难。所以，在艺校除了学习，就是开荒种地烧木炭。我和若冰经常相伴上山去拾蘑菇、摘酸枣、马茄子，杜梨子充饥，甚至还吃鲜软得蒲公英。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我们很快乐。

1943年，艺校解散，若冰调去鲁艺文学系学习，我调到边区文协工作。若冰从小不爱说话，爱学习爱看书，古今中外的书，只要能抓到受，他都如饥似渴地读。从鲁艺毕业后，他调到中宣部工作，那里有图书馆，有次我去看他，见他桌子上放满了书，可见他学习是非常刻苦的。在节假日，我和若冰总是和韩维琴、刘烽等同志汇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交换学习材料、或相约去延河游泳、滑冰……非常快乐。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点火把狂欢，烧光了机关所有的油料，我们融入延安城的欢乐火海中，嗓子喊哑了，火把上的滚油滴在脊背上也不觉疼，敲破了锣鼓铜盆子，呼喊着、狂跳着，互相庆贺，高兴的不得了。

1946年，若冰要调到部队工作，这是我们离家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分别，记得那天晚上，我和若冰在延河边上整整走了一晚上，互道珍重，若冰还送我一首他自己写的诗（后在文革中丢失），我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惜别之情难以言表。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我们又重逢了。虽然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机会，我们都要相聚，就是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仍是互相关怀，互相支持。若冰全家下放农村劳动，我随车下去看情况；我关“牛棚”不能见面，若冰就到书店去买书，在柜台上暗示关怀。每年春节正月初三是我们俩家人团聚的日子，不管在谁家，我们都会带孩子一起去汇合。

若冰从1938年到2005年，为党的文化艺术事业勤奋工作了六十八年，他长期带病工作，刚刚离职，手续还没办完，他就走了，他是累死的。

“他怎么会走的这么快？”每当想到这里就感到心痛，心情激动的难以自持。最使我痛苦难过的是：我的老弟战友不幸逝世，而我却不能去三兆送他，只能派我的儿子和孙女去跪送他们的叔叔爷爷。

延生 2006年元月